忆张莹--风风雨雨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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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窗风雨
Lv.10 一派堂主
- 2019-08-17 10:45:32
一段辛酸的人生，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张莹(1924年7月-1969年6月3日)是我国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著名电影演员，他塑造的《六号门》中的李俊华、《董存瑞》中的赵连长、《小兵张嘎》中的罗金保等银幕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风风雨雨十八年》李慧颖回忆录...
我认识张莹是在1948年的冬天。那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座落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郊的一个小山里。一天，我们一群女孩子正在一个有通铺的大宿舍兼教室的大房间里进行政治学习。这时通道里传来了一个男中音的笑声，黄玲大姐反应最快，喊了一声：“张莹回来了。”（我们都是东北文化团合并到电影制片厂来的同志）随着喊声人们争先恐后地一起涌到了门口，门里门外地招呼着：“张莹......”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材魁梧、全副武装、腰上还带着枪的小伙子。在当时，这是多么令女孩子们羡慕的形象啊！于是，叫声、喊声、笑声响成一片，真象是交响乐队在演奏。我却站在一旁观看着尴尬不语。当他们意识到有我存在而且冷落了我时。才想到为我介绍这位他们称为老大哥的同志。黄玲大姐先开口：“啊！这是李慧颖同志；他是我们团前方队的张莹同志，刚从前方回来，今后也参加演员科的工作，是个好演员啊！”这突然的介绍使我不知所措，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但我很快地发现他那是的脸也红了起来，我倒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小伙子也害臊啊！就在双方都很拘谨的情况下握了手。在我与他握手的一刹那让我感到他的手真大，又有力量，真像握枪杆子的。这第一印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好感，认为他是一个老大哥型的小伙子。
1948年随着全国即将解放，共产党已从地下转为公开。党公开之后，发展新的党员的工作开展很快，吸收党员的方法有了新的改变，增加了群众广泛参加讨论，第一步是以群众大会讨论通过的方法通过为前提，由党员表决、党组织批准的形式吸收党员。张莹是第一个被群众讨论的对象，在群众大会上。他批判自己的“一臣不保二主”的错误思想，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之后表示自己经过多年亲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光明之路。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接受党的教育和考验，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应当说此时我才算了解了他。从这一会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由相见、相识、相知，最后结成伴侣，也许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缘分吧。
1951年元旦，当全厂完成了26部影片的欢乐气氛中，厂长袁小平同志，党委书记王紫菲同志做证婚人，为我们十对新婚战友主持了集体结婚典礼。从这一天起我们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十八年，他为我留下了两儿一女，同时也留下了让我不可磨灭的怀念。在他的短暂的人生中虽然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事业上的成功，但也尝尽了短短的一生中本本应该遭遇的坎坷。匆匆撒手人寰，抛下了年轻而需要提挈的妻子和年幼柔弱的一双儿子及襁褓之中呦呦待哺的女儿，走完了他45载人生，走了……走了，他带着许多许多的遗憾与不解，担心地走了。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痛苦，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聚少离多的日日夜夜……
1951年结婚后不久，他即接受去朝鲜战场拍一部电影的任务，临走前他对我说：“拍戏是我们共同任务，为这个，我们都要坚强不要用眼泪告别。”（这些话多像电视剧里的台词）其实我当时不是因为新婚分别而难过，而是十分担心，他去的地方是战火纷飞的战场啊！但这种担心不能说出来的，在那个年代讲出来是很伤面子的啊！是不坚强的表现。我听了他的话也强笑着抹去眼泪，用拳头往他肩上打了一下，把心里话咽了下去，二人拥抱告别。
不久，领导通知我：“今天赴朝鲜的摄制组夜里两点回来。”当时唐少峰（科里的干事）同志又通知我，明天早上五点有车送我到外县党校去学习，叫我准备好。我回到新婚不久的“新房”，好好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床，上边的两床被子（我母亲给我的），一张二人桌和一个暖水瓶（公家送的），两个瓷杯子和洗脸用具。只是多一只花瓶（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几枝手工制梅花（他喜欢梅花。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他去世时，我还为他买到了镌有梅花的骨灰盒送他走了）。
他们回到厂里，大家欢天喜地地迎接，好不容易结束了大家的欢迎会，我们才进了属于自己的小家，这时已是深夜三点了，只是我们俩个人了，我又是在五点出发去外埠上课，这时我们才得到拥抱权利。东北的冬天，又在外边开会那么久，我一下嗅到了军大衣上的一股冷气，夹着皮子味的热流扑到我身上。我们紧紧地拥抱着，谁也不肯轻易放开，没有语言，真是无声胜有声，是担心，是遗憾，是难过，是喜悦说不清，道不明，就觉得哭出来痛快。他抱着我不说话，只是双手拍着我背，我是意识到他是用手安慰我这才二十出头的新婚妻子，为我抹去泪水。脱去皮大衣，发现向北的窗户风特大，用纸去堵窗缝，又开始谈前方战场情况，他兴奋地讲，我也兴奋地听......不知不觉唐少峰同志来叫门了，让我出发。刚刚团聚又要惜别，告别时他说：“不要难过，去党校学习机会难得，学习回来政委工作会做的更好嘛！”（平时他习惯地称呼我‘政委’来跟我开玩笑，见到过去的战友，他也常常这样介绍，可能是由于我入党比他早吧）我们笑着告别，他送我上汽车。汽车急驰在黝黑的街道上，我思绪万千，我们就是这样相聚又分手。
在我大儿子的怀孕期间，他一直出外景拍戏，快生了他才结束拍摄回来，送我到医院待产。还未生，他又出发去拍《卫国保家》了，只好让我母亲来长春接我出院照顾我。
生二儿子时，他正在拍摄《董存瑞》外景，顾不上我就要生孩子的了，放下无人照顾的我走了。他安慰我说：“我是党支部书记，这次是战斗片，我要负责把炸药平安地带到外景地（当时拍戏用的炸药都是自己带着坐火车），你知道吗？这是有危险的不能交给别人，”我听后感到我生孩子的问题已经是次要的了，这时我担心的是他随身携带炸药是危险的，这种担心一直等到他平安地到了外景地把消息告诉我，我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医院，心里才算踏实了。
他在一系列电影表演实践中， 为了适应电影制作工艺对演员表现要求，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之中，《光芒万丈》，《赵一曼》、《卫国保家》、《白毛女》、《六号门》、《沙家店粮站》等影片，在担当重要角色的同时，也参加与群众演员的拍摄，这对他具有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是新的学习，也是新的考验。当每次看到自己拍摄的样片时，他从不放过听取意见，进行总结。如第一部的《光芒万丈》中演一个无名的工人，台词也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很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镜头很多，在工人群众的镜头中都有他，表现工人劳动的过渡镜头，出现许多他的近景或者特写，他在人物设计方面是动了脑子，一般工人都是工人帽，制服帽，唯独他带了一顶战斗帽，这是具有时代感的（日本投降后东北遗留在百姓中的战斗?很多)，而且在每个镜头中他都很投入，认真做戏。《六号门》中有个角色名字叫李俊华，算不上主要人物，却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服装设计也有特点，工人气质，加上典型性动作，“折刀子”一场戏，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工人代表和把头斗争的精神状态。我看他一部一部影片中表演电影话的进步真为他高兴。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董存瑞》的赵连长，《小兵张嘎》中的罗金保，这是多年努力实践的结果，决非偶然，证实了一句名言：“机遇，总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他能够成功地塑造《董存瑞》这部影片中的赵连长，要感谢导演郭维同志给了他这次机会，也是他在舞台及影视表演多年的学习积累的基础上，抓住这个机会去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在“董存瑞”开拍的前夕，他难得有机会在家停留一天，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领着孩子到北海公园玩玩。走在公园的湖边树荫路上，孩子们跑在前面，回头见我们走的很慢就喊着：“爸爸快走！”我听到后快步赶上去，突然发现他原地不动说着什么。叫他时才意识到他是在默默地念剧本中的台词呢，我很无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不忍心去打扰他，转身去陪孩子们。类似这种情形很多，他只要接到一个角色就会非常认真地对待，随时随地琢磨角色。恨不得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创作上，因为他深深感到创作来之不易啊！
《董存瑞》影片的拍摄成功，轰动了全国，掀起了全国人民向英雄人物学习的热潮，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他和张良同志获得了建国以来文化部首届颁发的表演一等奖。这也是我们全家的荣誉，家人向他祝贺，同志们也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特别是社会反响很大，观众来信，请他去作报告。五十年代家门前停下小卧车接送他，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是从未有过。在众多的片约面前他有点晕了，记得我们长谈过一次，我认为是靠演员气质，生活体验，用功和机遇，遇上好剧本、好导演、好攝制组才取得创造形象的成功。但內外部动作的结合还较为生硬，需要总结，他却不以为然。但他在面对继续拍片还是深造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进修班，希望提高自己表演理论水平。我为他能有这样的选择很是高兴。“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此时正是我们心旷神怡的年代。
专修班是全国各电影厂的知名演员，来学院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学期两年。在这个名人积聚的专修班，张莹任班长后又仼支部书记，在专业课上频频受到专家的肯定。在毕业大戏中（《第十二夜》、《仇敌》）都扮演了主要人物，这对他提高表演艺术功力和展现表演才华的难得机会。也是他短暂的人生中一段宝贵的时光。他准备在毕业之后，在电影表演事业中大展宏图，去塑造更多更完美更鲜明的人物时，却开始整风鸣放。党号召给党提意见，他积极投入，本意为把自己了解到的表演系教学情况提供给组织，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主要提出表演系是新办系，目前师资缺乏电影创作经验，应请有经验的如陈强、水华、石联星等同志来院教学。院长章泯同志应给学生讲课，这样也便于了解教学第一线情况。另外他在黑板上发表了文章，谈到电影界外请演员太多，电影厂的演员演戏的机会少了，我们（专修班的同学）毕业没有片子拍不就等于失业吗？
这三点意见被掐头去尾歪曲原意，无限上纲变成：1．在表演系点火贴大字报煽动；2.否定表演系的教育成果，说毕业就是失业，把学生的前途说的暗淡；3.恶毒攻击教师，煽动表演系学生目的是破坏学院教学计划，煽动学生对学院领导不满；4•一贯对组织不满，反对党组织，有意使党内矛盾尖锐化；5•恶意诽谤领导，要领导下台。五条罪状像“紧箍咒”似地套在了他的头上。
仅靠这些伪造材料把他划成右派份子，大会批小会斗。在大会上要表态，又对我发言不满意，因此我被定为立场不稳，属“中右份子”，撤销我的团总支书记职务。张莹被降级，由文艺8级降到12级，开除党籍，1958年送往北大荒劳动。1960年12月摘掉右派帽子。
在1979年1月22日“关于张莹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经同志们回忆1957年，张莹同志的问题本来是不够划成右派分子的，但由于张莹同志拍了《董存瑞》以后，变得骄傲狂妄起来，同志们的原意是想趁反右运动对他进行帮助教育，有的同志说：“当时批评他是想吓唬吓唬他，只要他肯承认错误就算了，不料张莹同志当时竟然坚持己见，不肯认错，结果弄假成真竟把他划成右派分子了。”毋庸解释，“大大方方雨，羞羞答答停”罢了。
以上所述不知研究执行政策的同志如何想，其后果不堪设想：毁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毁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也给亲友和子女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这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永远记住！
“反右”过程中，他始终想不通的是犯错误不等于反党，提意见不等于犯错误。通过大会批小会斗，都没有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他对我讲“言论不当，我接受，但不是敌我矛盾。”我无言对答，因为我也弄不清楚身边正在发生的新事物。
开除党籍的大会一直开到半夜，我就等到深夜。门开了，他走进房门，不语，把手中的手帕放在了门旁边的桌上，坐着不看我，因为他用不着看就知道我在等什么。他只说了三个字，“除名了”。我听了头嗡了一下，空白了之后，听到了他的哭声。为了安慰他，我急忙下地拿桌上手帕想给他擦泪，但手帕不能用了，它已经可以拧出泪水来，桌布已是湿了一片，说明他是哭着回来的，哭了一路。我认识他多年，他经历过许多痛心、难过，包括他父母去世，战争年代离乡参战，从未掉过眼泪而且他很烦掉眼泪的。今天他恸哭了，把从小到大的眼泪都哭了出来。他此时感到天塌地陷，他意识到失去了党的信任，这比生命都重要。他舍不得，他不能失去自己找到的又认定了的信仰。他在想，我没有反党，党为什么不要我了？我对你是真诚的呀，我是为了党的事业才提意见的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到天亮。后来我听到参加会的同志告诉我说，在会上宣布开除他党籍时，张莹立即放声大哭了。
第二天他又去开会，我当时很佩服他的坚强，现在想想他才三十岁，政治上并不成熟，他能挺过来。我想不出他是怎么想的，他对我讲：“慧颖，谁也写不出我们这些人(右派)的思想，只有我们自己了解。”
领导决定要他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在出发前，我们没有叮嘱告别的语言。初春的一天早上他和管宗祥、郭允泰等同志去北影演员剧团集合。我为了回避告别的心酸，不让孩子们看到他，走了另一条路送六岁的大儿子上小学，送三岁的二儿子到托儿所。孩子们一直不知道他爸爸到哪儿去了，但从他们眼中可以看到有许多问号？我很怕他们问我“爸爸是反革命吗？”这我难以回答，就这样他们一直带着问号成长着。一不能入团，二不能参军，三不能考大学。株连千千万“右派”们的子女，得不到正常的生存和成长。
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情况他们讲的很少，他是一个有苦往肚子里咽自己承担灾难的坚强男人。他在伐木过程中曾被倒下的树枝砸在身上又打在了脸上，眉间留下一寸长的疤，这件事他一直瞒着我。当时地方领导已通知学院人事科，人事科负责人不敢告诉我，但他们几次问我张莹来信了吗？我确实很长时间未收到他的来信（他住在医院里），日后我才知道，领导之间已沟通了消息，只有我蒙在鼓里。他为了不给我增加负担，不告诉我。回来后我打问此事，他才让我看他在眼眉中寸长的大疤，我说：“险些扎着眼睛太危险了！”他叹口气说：“比没回来的人我算幸运的了。”这句话对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敷衍是怕我着急，也是一种安慰。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对那些比他所受到的伤害更严重的人表示更大的同情。
他从北大荒回来那一天，我正在剧场开大会。邻居到剧场告诉给我，当我回到家时，见他沉默地坐在房中，孩子们在做作业，房间没有声音。直到孩子们都睡了，他坐在孩子们旁边，默默地看着不语。我疲倦地合衣而卧渐渐睡了。一句话没有，为什么呀！当时想不清楚，后来慢慢才体会到他有多么复杂的内心活动无法言表。
第二天早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早点之后，到单位去了。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去上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律分配到外地工作，指出的地点是新疆话剧团、东北鞍山市话剧团，任你选择。经过商量决定去东北，因为我们来自东北，对东北熟悉，也认为东北人朴实些，好处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鞍山市话剧团团长在北京争取他去，主动找他谈，并允诺他，只要表现好可以重新入党。他听到后像孩子似得回家告诉我这个允诺，并对我讲：“决定了，去东北，你等着，我不会永远被关在党的门外的……”我没有他那么兴奋，我也不相信有那么简单。当时有种说法是“右派不能重新入党”的，但我不忍心在他伤口上再撒盐了，我只违心地说：“努力吧！”心里想：“简单得像个孩子。”当时我感到他对党的追随和信仰是那么的忠实啊！真是“一臣不保二主”！
多年来，我们经济情况比较紧张，他去北大荒的几年中，我节衣缩食地余下了一点钱，为他买了一件呢子大衣，祝贺他新生，其实里边的棉袄还是我亲手拆洗缝制的！向来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要求的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记得四口人之家难得地短暂相聚之后又要分开了，我带着两个几年没见到过爸爸的儿子，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积蓄吃了一顿送别饭之后，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儿子们，咱在天安门毛主席像前留个影吧！”孩子们雀跃地站在他前边，留下了难得的一张合影。
在我们拍照时，正巧被导演史大千（史东山之子）看到了，后来我见到史大千导演时，他对我说：“我看到你们全家人在天安门拍照时，就看得出张莹精神状况特别好，没被压倒，是好样的。”不久当他借回北影厂拍《小兵张嘎》后，史导演请他拍了影片《青年鲁班》中的党委书记一角。当时，选摘帽右派演党委书记也是有风险的，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史导演为此事曾遭到了批判。
他到了鞍山市话剧团后，心情非常好，领导上很重视，让他担任了艺委会主任及导演组负责人，并参与演戏，基本上是参加话剧团领导工作，在剧团的剧目选择、排练、演出及用人等大事情上都有发言权，他确实工作得很出色。当年排出大戏，巡回演出，影响很大。市文化局及团长都希望他安心工作，扎根鞍山。为了留住他，就极力动员我全家迁往，剧团曾来人到北京与学院领导商谈调我的工作，并答应很多优惠条件。因当时建院之后，我刚刚在教学工作方面有了些经验，并能独立工作了，学院也很需要我这样年轻人顶上去。但又认为张莹调回北京无望，年轻夫妻，因此长期分居又不符合干部政策，因此，也表示同意放我，而我自己决心不去，张莹这个人向来不愿因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去“随军”。于是我们决定为了我们各自的工作，愿意分居两地。我们找到了老院长说明了彼此的想法，老院长非常高兴地表扬了我们能以工作为重的思想，并决定通知人事部门回绝了鞍山市话剧团的商调意见。从此，我们互相鼓励，克服困难，各自把工作做好，准备长期分居两地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二儿子得肝炎，他回来探亲并照顾孩子，正巧北京电影制片厂崔嵬导演正在筹拍《小兵张嘎》，便选定他演罗金保。先商定借调他回来拍戏；在拍戏过程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剧团团长于洋等同志的关心下，申请调回北影。在当时，他们的工作调动需要彭真市长亲自批示才能注册户口调回北京，因此，过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没户口、没粮票、没有油票等等的“黑人”生活。
调回北京的过程中，他已在北影厂拍了《红河激浪》、《小兵张嘎》、《红色背篓》，《青年鲁班》及舞台戏《兵临城下》，《分家》，《哥仨红》等等，这是他停息8年的银幕生活后短短艺术生涯的第二高峰；只给了他二年多时间就拍了四部电影，三台话剧。本想这是反右之后回到北影，重新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开始，而当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再创业绩时，那场杀气腾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们俩正分别在“文化工作队”和“四清工作队”演出和进行社会调查。
我一下火车就被揪当“黑帮分子”批斗。过两天他回北京了，第二天就同厂里“走资派”、“黑线人物”、“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齐被斗。
回到家里，他一直不解地讲，“我摘帽了，为什么还斗我？这是怎么了？斗的人也太多了吧！”我们带着不解的心情过着日子……文革开始我们都被斗了，他进了牛棚，我整天开会，这时学校停课，孩子们跟着大人东奔西跑，无所事事。有一天大儿子在楼下看到一个亚娃娃（别人家扔的），他看到头上眼睛会动，他有兴趣，把头上的缝打开想看个究竟，被一位工人家属看到抓住不放，说：“你这反革命的儿子想劈开人头报复造反派呀！”孩子不服气和他争论说：“谁是反革命的儿子？我看这娃娃眼睛是怎么装的，这不是人头……”我看到这架势，真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替儿子道歉之后，回到家中说儿子，儿子也不服，其实我并不认为儿子有错，对他的好奇心是理解的。为了避免再出事，我决定送儿子到乡下去，放在亲戚家，避避风吧。于是把大儿子送到我老家农村，请一位远方亲戚照顾，远离这是非之地。
我们俩都顾不上关照孩子，孩子在农村过了近两个月，生了一身脓疮。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回来，又没人接，13岁的孩子只身回来的。一进门，我们都要哭出来了！我看到张莹给孩子抹身上的脓疮，一句话也不说，眼中浸着眼泪，但还强笑着，说不清当时在想什么。后来看到他日记中记着这样的话：“大耕（儿子）去了农村50多天，这次回到北京已经变了，或者说长大了……他在农村参加了劳动体会到农民不易……大耕娇气的毛病减少了，生了一身疮都不叫苦，看到他血水浸透着衣服，我作为父亲深感难过而内疚，我保护不了儿子，我算什么父亲……看到孩子坚强地挺过来，我也高兴，不知他未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有一条：他必须坚强地面对。”
为了求得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与内容，求得不掉队，就不停地看大字报，不停地想啊……真希望能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没有，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那些无法无天的做法，就是“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吗？面对眼前的混乱，我产生困惑，陷入了迷惘。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我们往何处去？”的内心诘难。为了寻找答案，决定走出去，到上海去串联。但是张莹在牛棚，两个孩子还小，无人照顾，怎么办？晚上我对他说了想法，但他回答是肯定的：“你去吧，干革命嘛！”我很单纯地没有多想，第二天和几个老师偷偷地到了车站，上了车才放心。因为当时是不允许老师串联，老师已成为革命的对象。不久前我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他对我串联是十分担心的，他写道：“全天劳动回来，虽然累但很愉快，比整天坐在房里学习和交代问题愉快。晚上慧颖对我讲他要出去串联，听了为她高兴，可以出去看看，听听，但也十分担心，因为有我这个‘蹲牛棚’的丈夫会受到群众的压力，她为了我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我内疚。另外孩子怎么办？无人照顾。我一夜没睡好，思前想后，都是我给家庭带来不幸啊”。我带着疑惑冒着风险到上海去串联。把两个不大的小孩扔给他了，他白天在牛棚（牛棚：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专政的对象所开办的学习班），晚上回家。一天，当他晚上看完大字报回来后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抢救。我闻讯回来后在医院见到他时，我后怕、自责，悔不该一走把重担交给他，让十几岁的孩子送他进医院抢救，医生找家属签字，孩子不得不歪歪扭扭地在病危单上签字，这对孩子是多么大的负担呀！至今一回想此事我都很后悔。
当时在医院里，最怕的就是同志们来看望他，因为来看他的人不可能是掌权的造反派，都是些牛棚的难友。很多人见到我只能偷偷的问病情，我都一一回答并叮嘱不要去探视（因为在当时站不稳立场排不好队就是划不清界限，抓住小辫子就要挨批、挨整，全家受到牵连）。
有一天，杨静同志突然出现在病房，而且情绪很激动，我们担心极了，不断地催她离去，我送她走出病房长廊上，生怕碰上厂里的人，没送到门口，我就匆匆返回，感觉很不礼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没有机会解释原因。其实我们实在不敢再给同志们添麻烦了，当时给“牛棚”的人扣上个划不清界限的帽子是很容易的。在家养病时，各地的同志们来京看望他，他基本上不见。鞍山市话剧团一位非常好的女演员，曾经同台演出，合作非常融洽，来京见到他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原来她是被剃光了头跑到北京的。张莹见此情景也非常难过和气愤，但也只好违心地劝她，“相信群众相信党吧，正确对待……”等等。十分担心被人知道她是看望“右派”，认为立场有问题，草草送她上路了。她走后张莹不断地叨叨“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了？！”
经年累月的种种政治运动使我们感到无力应对了，我们也消沉了，什么事业啊，前途啊，都抛在脑后，只打算过小日子了。想文化大革命之后申请到农村去，求个平静的生活。多年来希望有个女儿，但考虑工作放弃了这个愿望，此时想再要个女儿，不幸的是，我怀孕五个月时发现他患了癌症。
开始一直瞒着他本人，我四处奔走找专家治疗时，他批评我太过份小心了，他说：“胃病开刀会好的，用不着那么小心……。”其实他哪里知道，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专家，靠边站的靠边站，扫地的扫地，真正能上手术台的人太少了。记得我拿着病历到协和医院外科找知名专家曾宪九时，问谁谁也不肯告诉我。有一位护士听了我的诉说，偷偷地指给了我方向，我过去见一位老人背向我在拖地板。当我走过去说明情况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看了病历，给我订了治疗方案，而且建议我到XXX医院找他的学生XXX。我担心给他添麻烦，感谢后匆匆离开。回来的一路上我的心绪不能平静，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拿手术刀的手去拿笤帚呢？……”当我把情况告知张莹后，他激动地久久不能说话，眼泪都快涌出来了。
最后要到肿瘤医院治疗，不可能再瞒了只好告诉他，他却说“没事，周总理说了，几年后可以找到治疗方法，我等着……”他对医学知识知道的甚少，不了解这种病的后果。在医院的治疗中以高度的毅力忍受着化疗的痛苦，每天记录自己体重和白血球的指标，为了增强信心读“门合”的资料，这样鼓励自己也鼓励病友，写诗给病友朗诵，在病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我不能拍电影还可以朗诵呢。这也可以鼓励病友同疾病斗争。”
住院期间，他为了鼓励病友，利用化疗空隙写些小诗和散文，并找机会给病友朗诵，病友们对他都很喜欢。不久就有人传说他是右派分子，病友中有人议论，当他知晓后，笑着说：“那是过去，现在我朗诵的是鼓励病友的诗。”没想到，病友们并未受影响，仍然和他热情友好的相处。护士长夸他室友凝聚力的病号。最近我才知道当时这个医院的负责人是李克农将军的女儿李冰同志，是一位抗癌专家。她千方百计的保护住院的知名人士，如：著名的中医教育家秦伯未、傅东凡，神经外科专家赵以成，放射治疗家谢志光，画家董希文，演员张莹……。曾一再叮咛医护人员，对这些人要和其他的病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他们在这儿时都得到了较好的照顾。
到后期，他很想回家。回来后坐在小女儿（几个月）旁边，看着不讲话，摸摸小手，拉拉被子，有时也抱抱她，这些无言的动作，几十年后我还记忆犹新。为了让他多看几眼女儿，我曾抱着几个月的女儿，换三次公交车去医院看望。他却拒绝看，把被子盖上脸，他不让我看见他的眼泪，但我明白他已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大儿子离开家要去陕西插队，到病床旁告别，他不说话，等儿子转身走出时，他又一次把被子盖在头上，他知道这将是绝别了！
二儿子（14岁）夜里陪他，他忍着剧疼，舍不得叫醒儿子去叫护士打针。
最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叫大儿子（16岁）回来。大儿子回来后，父子见面的第三天清晨他就走了。走之前他说：“这就好，晚上有儿子陪我了。”走的前一天，叫大儿子买盒好烟想抽一口，昏迷中要吃宽面条（他不吃细面条，儿时的习惯），买回来根本吃不下了，这一点愿望都未能实现，他就走了……
病重期间郭家义来看他，他还对郭讲：“我是上不了台了，但我在台下看总是可以的，年轻人好好干吧！我等着看你的新作品。”这是他对年轻人一贯的态度，他认识的年轻演员或是我的学生，总是爱护的态度，主动传授演戏经验，或为他们创造条件。他常常讲演员是要被别人发现的，使用出来才会成好演员。他经常把一些演员推荐给导演。
最后的日子里，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时急躁，但对家人总是表现歉意。在一次换床单时我扶他移动身体，他突然对我说：“慧颖，这种病没有办法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吧！把他们带大、成才……”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说什么呢？”我真后悔，不应该打断他的话，让他多说几句，没想到那么快他就没有机会说了，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遗言。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而努力。想以此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真的我没想到他那么快离开我。当他暗示我说：“慧颖，你为我买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吧（他最喜欢的颜色），把裤料做了吧（我们买过两块料子，一直未做），春天来了，我能出去走走时可以穿。”我每天是从家到医院两点一线，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商店，所以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当他几次催我时，我才无奈地办了，他看到衣服很高兴。并说：“把我的旧军装上衣给我拿来吧！”没过多久，他穿着它走了……这时我才明白他是有目的地要衣服。我真傻、我真笨，好后悔呀！把多说几句遗言的机会没给他，让他带着满腹心思走了！当我和儿子坐在灵车送他时我在想，他走了，静静地走了。走之前没有给这个世界上亲人、朋友、同志们留下一句告别的话……当儿子夜里三点醒来想问他是否要打止疼针时他已不省人事停止了呼吸。孩子慌了叫护士大夫，他们来后经检查盖上了白单子。儿子六神无主，只是想到妈妈，转头往家里奔（要转几次公交车），到家时我正在给小女儿喂奶，儿子说明情况后全家三代人都看着我，我立即想起他的嘱托（一个人过，把孩子带大等等），我要顶起来这一切的困难。我没有眼泪，放下女儿拉起小儿子带上大儿子直奔医院。一进病房，人走床空，病友们难过的告诉我：“推走了！”我一眼看到他要的军装，这是他一直想穿的，我抓起衣服直奔太平间，好像很怕他走远了我追不上，不能让他穿着病号服走了；到了太平间我执意要亲手给他换上这套衣服，但是我抬不动他，儿子们太小帮不上忙，顿时我感到无助。因为他是摘帽右派，是“牛棚”的罪人，我不敢通知任何人，不能给任何人增添麻烦。我不由自主地对他说：“张莹你怎么这么重呢？你帮我穿上吧。”我不慎在放他头时碰了一下，还很怕他疼急忙给他揉了揉。当时不接受他的死亡，不相信他已是不会交流的人了。就这样，我和两个儿子送他去了火葬场。
在车上没有声音没有眼泪，两个不大的孩子，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和婆母坐在灯下谈家常时，她那如数家珍的一些话。她告诉我：他的父母由山东逃荒到东北，沿途卖儿鬻女，生父病故母亲招夫养子嫁给生父的生前好友。我心中默念着：你生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旧社会，跟着流落街头的7口之家，象一片树叶随风飘荡，童年跟继父做小工，拾煤渣，从来没有穿过一双完整的棉鞋，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着。你只读过两年私塾，为了交学费跑剧团当群众演员。你受日本人欺负跑到关内，边上学边找工作，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之后回东北家乡。日本投降了，你参军了，从此找到了光明之路。战争年代你和家人失去联系，你没有因为家中年迈的父母生活困难影响去前方战斗。你是明白军人的职责，你的老娘一直记得你把仅有的一点津贴给她就回部队了。在军队中你得过奖，立过功，被评过一等模范。本以随军进关时，党的一道命令调到大后方的山沟里投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让你做一个普通演员，你的回答是：“放哪就在哪干好，因为我是党员。”你实现了你的诺言。多年来你在演员岗位上干出了显著的成绩。你受过旧社会的苦，尝过解放后的甜。有过辉煌，有过不幸，也有过贡献。今天就让你这么走了，身边只有妻儿，没有你想念的同志朋友知己们，他们也想你单不可能送你。你原谅我吧！我不能告诉他们。张莹，咱不能给同志们增添麻烦了。我知道，你放不下一个愿望“重新入党”。你最大的不幸是生命太短了，才45个春秋。……
他是有才华的，可以做出更多有益的事情来，可以再创造出几个或十几个人物形象，但“命运之神”没有给他时间。只要给他时间，他会来不及回忆过去的痛苦，坚强地从压抑、郁闷中自我解脱，迅速地投入到创作中来。如《六号门》中折刀动作、《董存瑞》中递手绢的动作、《小兵张嘎》中小嘎子被关禁闭求情时，罗金保批评又疼爱的摸了摸嘎子的头之后大笑使嘎子不知所措；罗金保和嘎子第一次相遇，从敌对到相认，带他到队伍的长镜头。卖西瓜摊上对胖翻译的动作，以上这几场戏中的动作、语言，体现了在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典型动作。演员有体验地体现了真实、可信、动人的规定情景，鲜明、精彩地表现了此时、此地、此人的行为。我常想，他好像从石头缝中拱出来就会发芽、开花，善于吸收大石头下边的营养。
1979年，在他去世10周年之际，党落实政策。我当时带着学生在成都拍片子，接到电报叫我回北京参加追悼会。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面，回想这10年的时光，他走后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经济上负担5口之家。生活上的困难我不怕，因为我们并不是追求奢侈的人。而对儿女的教育安置等就常常想到他，比如又一次大儿子在插队处碰到麻烦我在夜里突然醒来，就找他拿主意；小女儿夜里高烧，我抱起来要去医院也想要他帮忙；小儿子又一次和别人打架了我回来批评他时，突然冒出一句：“等你爸爸回来……”话未说完自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了！
到京后追悼会开的很隆重，各级领导、亲朋、同志们都参加了追悼会，书记致悼词，各电影厂发来唁电。
这一切都应当感谢党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的措施。
他的一生，对艺术、对生活是坦诚的，对人、对事表里如一，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他是勤奋的、好学、有追求。只要他认定了的就会潜心地去努力，一生中好像只有六年的时间允许他拍戏，他拍了12部，而且三次获奖，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坚强的，虽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挫折、委屈，他从不低头，勇于面对现实，从一线光明中看到希望，极少埋怨客观、怨天尤人。
如今旧事重提，溯昔抚今，真是百感交集。
我常常怀念他，“此情要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张莹(1924年7月-1969年6月3日)是我国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著名电影演员，他塑造的《六号门》中的李俊华、《董存瑞》中的赵连长、《小兵张嘎》中的罗金保等银幕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风风雨雨十八年》李慧颖回忆录...
我认识张莹是在1948年的冬天。那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座落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郊的一个小山里。一天，我们一群女孩子正在一个有通铺的大宿舍兼教室的大房间里进行政治学习。这时通道里传来了一个男中音的笑声，黄玲大姐反应最快，喊了一声：“张莹回来了。”（我们都是东北文化团合并到电影制片厂来的同志）随着喊声人们争先恐后地一起涌到了门口，门里门外地招呼着：“张莹......”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材魁梧、全副武装、腰上还带着枪的小伙子。在当时，这是多么令女孩子们羡慕的形象啊！于是，叫声、喊声、笑声响成一片，真象是交响乐队在演奏。我却站在一旁观看着尴尬不语。当他们意识到有我存在而且冷落了我时。才想到为我介绍这位他们称为老大哥的同志。黄玲大姐先开口：“啊！这是李慧颖同志；他是我们团前方队的张莹同志，刚从前方回来，今后也参加演员科的工作，是个好演员啊！”这突然的介绍使我不知所措，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但我很快地发现他那是的脸也红了起来，我倒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小伙子也害臊啊！就在双方都很拘谨的情况下握了手。在我与他握手的一刹那让我感到他的手真大，又有力量，真像握枪杆子的。这第一印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好感，认为他是一个老大哥型的小伙子。
1948年随着全国即将解放，共产党已从地下转为公开。党公开之后，发展新的党员的工作开展很快，吸收党员的方法有了新的改变，增加了群众广泛参加讨论，第一步是以群众大会讨论通过的方法通过为前提，由党员表决、党组织批准的形式吸收党员。张莹是第一个被群众讨论的对象，在群众大会上。他批判自己的“一臣不保二主”的错误思想，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之后表示自己经过多年亲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光明之路。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接受党的教育和考验，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应当说此时我才算了解了他。从这一会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由相见、相识、相知，最后结成伴侣，也许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缘分吧。
1951年元旦，当全厂完成了26部影片的欢乐气氛中，厂长袁小平同志，党委书记王紫菲同志做证婚人，为我们十对新婚战友主持了集体结婚典礼。从这一天起我们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十八年，他为我留下了两儿一女，同时也留下了让我不可磨灭的怀念。在他的短暂的人生中虽然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事业上的成功，但也尝尽了短短的一生中本本应该遭遇的坎坷。匆匆撒手人寰，抛下了年轻而需要提挈的妻子和年幼柔弱的一双儿子及襁褓之中呦呦待哺的女儿，走完了他45载人生，走了……走了，他带着许多许多的遗憾与不解，担心地走了。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痛苦，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聚少离多的日日夜夜……
1951年结婚后不久，他即接受去朝鲜战场拍一部电影的任务，临走前他对我说：“拍戏是我们共同任务，为这个，我们都要坚强不要用眼泪告别。”（这些话多像电视剧里的台词）其实我当时不是因为新婚分别而难过，而是十分担心，他去的地方是战火纷飞的战场啊！但这种担心不能说出来的，在那个年代讲出来是很伤面子的啊！是不坚强的表现。我听了他的话也强笑着抹去眼泪，用拳头往他肩上打了一下，把心里话咽了下去，二人拥抱告别。
不久，领导通知我：“今天赴朝鲜的摄制组夜里两点回来。”当时唐少峰（科里的干事）同志又通知我，明天早上五点有车送我到外县党校去学习，叫我准备好。我回到新婚不久的“新房”，好好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床，上边的两床被子（我母亲给我的），一张二人桌和一个暖水瓶（公家送的），两个瓷杯子和洗脸用具。只是多一只花瓶（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几枝手工制梅花（他喜欢梅花。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他去世时，我还为他买到了镌有梅花的骨灰盒送他走了）。
他们回到厂里，大家欢天喜地地迎接，好不容易结束了大家的欢迎会，我们才进了属于自己的小家，这时已是深夜三点了，只是我们俩个人了，我又是在五点出发去外埠上课，这时我们才得到拥抱权利。东北的冬天，又在外边开会那么久，我一下嗅到了军大衣上的一股冷气，夹着皮子味的热流扑到我身上。我们紧紧地拥抱着，谁也不肯轻易放开，没有语言，真是无声胜有声，是担心，是遗憾，是难过，是喜悦说不清，道不明，就觉得哭出来痛快。他抱着我不说话，只是双手拍着我背，我是意识到他是用手安慰我这才二十出头的新婚妻子，为我抹去泪水。脱去皮大衣，发现向北的窗户风特大，用纸去堵窗缝，又开始谈前方战场情况，他兴奋地讲，我也兴奋地听......不知不觉唐少峰同志来叫门了，让我出发。刚刚团聚又要惜别，告别时他说：“不要难过，去党校学习机会难得，学习回来政委工作会做的更好嘛！”（平时他习惯地称呼我‘政委’来跟我开玩笑，见到过去的战友，他也常常这样介绍，可能是由于我入党比他早吧）我们笑着告别，他送我上汽车。汽车急驰在黝黑的街道上，我思绪万千，我们就是这样相聚又分手。
在我大儿子的怀孕期间，他一直出外景拍戏，快生了他才结束拍摄回来，送我到医院待产。还未生，他又出发去拍《卫国保家》了，只好让我母亲来长春接我出院照顾我。
生二儿子时，他正在拍摄《董存瑞》外景，顾不上我就要生孩子的了，放下无人照顾的我走了。他安慰我说：“我是党支部书记，这次是战斗片，我要负责把炸药平安地带到外景地（当时拍戏用的炸药都是自己带着坐火车），你知道吗？这是有危险的不能交给别人，”我听后感到我生孩子的问题已经是次要的了，这时我担心的是他随身携带炸药是危险的，这种担心一直等到他平安地到了外景地把消息告诉我，我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医院，心里才算踏实了。
他在一系列电影表演实践中， 为了适应电影制作工艺对演员表现要求，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之中，《光芒万丈》，《赵一曼》、《卫国保家》、《白毛女》、《六号门》、《沙家店粮站》等影片，在担当重要角色的同时，也参加与群众演员的拍摄，这对他具有多年舞台表演经验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是新的学习，也是新的考验。当每次看到自己拍摄的样片时，他从不放过听取意见，进行总结。如第一部的《光芒万丈》中演一个无名的工人，台词也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很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镜头很多，在工人群众的镜头中都有他，表现工人劳动的过渡镜头，出现许多他的近景或者特写，他在人物设计方面是动了脑子，一般工人都是工人帽，制服帽，唯独他带了一顶战斗帽，这是具有时代感的（日本投降后东北遗留在百姓中的战斗?很多)，而且在每个镜头中他都很投入，认真做戏。《六号门》中有个角色名字叫李俊华，算不上主要人物，却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服装设计也有特点，工人气质，加上典型性动作，“折刀子”一场戏，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工人代表和把头斗争的精神状态。我看他一部一部影片中表演电影话的进步真为他高兴。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董存瑞》的赵连长，《小兵张嘎》中的罗金保，这是多年努力实践的结果，决非偶然，证实了一句名言：“机遇，总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他能够成功地塑造《董存瑞》这部影片中的赵连长，要感谢导演郭维同志给了他这次机会，也是他在舞台及影视表演多年的学习积累的基础上，抓住这个机会去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在“董存瑞”开拍的前夕，他难得有机会在家停留一天，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领着孩子到北海公园玩玩。走在公园的湖边树荫路上，孩子们跑在前面，回头见我们走的很慢就喊着：“爸爸快走！”我听到后快步赶上去，突然发现他原地不动说着什么。叫他时才意识到他是在默默地念剧本中的台词呢，我很无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不忍心去打扰他，转身去陪孩子们。类似这种情形很多，他只要接到一个角色就会非常认真地对待，随时随地琢磨角色。恨不得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创作上，因为他深深感到创作来之不易啊！
《董存瑞》影片的拍摄成功，轰动了全国，掀起了全国人民向英雄人物学习的热潮，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他和张良同志获得了建国以来文化部首届颁发的表演一等奖。这也是我们全家的荣誉，家人向他祝贺，同志们也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特别是社会反响很大，观众来信，请他去作报告。五十年代家门前停下小卧车接送他，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是从未有过。在众多的片约面前他有点晕了，记得我们长谈过一次，我认为是靠演员气质，生活体验，用功和机遇，遇上好剧本、好导演、好攝制组才取得创造形象的成功。但內外部动作的结合还较为生硬，需要总结，他却不以为然。但他在面对继续拍片还是深造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进修班，希望提高自己表演理论水平。我为他能有这样的选择很是高兴。“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此时正是我们心旷神怡的年代。
专修班是全国各电影厂的知名演员，来学院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学期两年。在这个名人积聚的专修班，张莹任班长后又仼支部书记，在专业课上频频受到专家的肯定。在毕业大戏中（《第十二夜》、《仇敌》）都扮演了主要人物，这对他提高表演艺术功力和展现表演才华的难得机会。也是他短暂的人生中一段宝贵的时光。他准备在毕业之后，在电影表演事业中大展宏图，去塑造更多更完美更鲜明的人物时，却开始整风鸣放。党号召给党提意见，他积极投入，本意为把自己了解到的表演系教学情况提供给组织，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主要提出表演系是新办系，目前师资缺乏电影创作经验，应请有经验的如陈强、水华、石联星等同志来院教学。院长章泯同志应给学生讲课，这样也便于了解教学第一线情况。另外他在黑板上发表了文章，谈到电影界外请演员太多，电影厂的演员演戏的机会少了，我们（专修班的同学）毕业没有片子拍不就等于失业吗？
这三点意见被掐头去尾歪曲原意，无限上纲变成：1．在表演系点火贴大字报煽动；2.否定表演系的教育成果，说毕业就是失业，把学生的前途说的暗淡；3.恶毒攻击教师，煽动表演系学生目的是破坏学院教学计划，煽动学生对学院领导不满；4•一贯对组织不满，反对党组织，有意使党内矛盾尖锐化；5•恶意诽谤领导，要领导下台。五条罪状像“紧箍咒”似地套在了他的头上。
仅靠这些伪造材料把他划成右派份子，大会批小会斗。在大会上要表态，又对我发言不满意，因此我被定为立场不稳，属“中右份子”，撤销我的团总支书记职务。张莹被降级，由文艺8级降到12级，开除党籍，1958年送往北大荒劳动。1960年12月摘掉右派帽子。
在1979年1月22日“关于张莹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经同志们回忆1957年，张莹同志的问题本来是不够划成右派分子的，但由于张莹同志拍了《董存瑞》以后，变得骄傲狂妄起来，同志们的原意是想趁反右运动对他进行帮助教育，有的同志说：“当时批评他是想吓唬吓唬他，只要他肯承认错误就算了，不料张莹同志当时竟然坚持己见，不肯认错，结果弄假成真竟把他划成右派分子了。”毋庸解释，“大大方方雨，羞羞答答停”罢了。
以上所述不知研究执行政策的同志如何想，其后果不堪设想：毁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毁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也给亲友和子女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这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永远记住！
“反右”过程中，他始终想不通的是犯错误不等于反党，提意见不等于犯错误。通过大会批小会斗，都没有解决他的思想问题。他对我讲“言论不当，我接受，但不是敌我矛盾。”我无言对答，因为我也弄不清楚身边正在发生的新事物。
开除党籍的大会一直开到半夜，我就等到深夜。门开了，他走进房门，不语，把手中的手帕放在了门旁边的桌上，坐着不看我，因为他用不着看就知道我在等什么。他只说了三个字，“除名了”。我听了头嗡了一下，空白了之后，听到了他的哭声。为了安慰他，我急忙下地拿桌上手帕想给他擦泪，但手帕不能用了，它已经可以拧出泪水来，桌布已是湿了一片，说明他是哭着回来的，哭了一路。我认识他多年，他经历过许多痛心、难过，包括他父母去世，战争年代离乡参战，从未掉过眼泪而且他很烦掉眼泪的。今天他恸哭了，把从小到大的眼泪都哭了出来。他此时感到天塌地陷，他意识到失去了党的信任，这比生命都重要。他舍不得，他不能失去自己找到的又认定了的信仰。他在想，我没有反党，党为什么不要我了？我对你是真诚的呀，我是为了党的事业才提意见的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到天亮。后来我听到参加会的同志告诉我说，在会上宣布开除他党籍时，张莹立即放声大哭了。
第二天他又去开会，我当时很佩服他的坚强，现在想想他才三十岁，政治上并不成熟，他能挺过来。我想不出他是怎么想的，他对我讲：“慧颖，谁也写不出我们这些人(右派)的思想，只有我们自己了解。”
领导决定要他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在出发前，我们没有叮嘱告别的语言。初春的一天早上他和管宗祥、郭允泰等同志去北影演员剧团集合。我为了回避告别的心酸，不让孩子们看到他，走了另一条路送六岁的大儿子上小学，送三岁的二儿子到托儿所。孩子们一直不知道他爸爸到哪儿去了，但从他们眼中可以看到有许多问号？我很怕他们问我“爸爸是反革命吗？”这我难以回答，就这样他们一直带着问号成长着。一不能入团，二不能参军，三不能考大学。株连千千万“右派”们的子女，得不到正常的生存和成长。
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情况他们讲的很少，他是一个有苦往肚子里咽自己承担灾难的坚强男人。他在伐木过程中曾被倒下的树枝砸在身上又打在了脸上，眉间留下一寸长的疤，这件事他一直瞒着我。当时地方领导已通知学院人事科，人事科负责人不敢告诉我，但他们几次问我张莹来信了吗？我确实很长时间未收到他的来信（他住在医院里），日后我才知道，领导之间已沟通了消息，只有我蒙在鼓里。他为了不给我增加负担，不告诉我。回来后我打问此事，他才让我看他在眼眉中寸长的大疤，我说：“险些扎着眼睛太危险了！”他叹口气说：“比没回来的人我算幸运的了。”这句话对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进行敷衍是怕我着急，也是一种安慰。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对那些比他所受到的伤害更严重的人表示更大的同情。
他从北大荒回来那一天，我正在剧场开大会。邻居到剧场告诉给我，当我回到家时，见他沉默地坐在房中，孩子们在做作业，房间没有声音。直到孩子们都睡了，他坐在孩子们旁边，默默地看着不语。我疲倦地合衣而卧渐渐睡了。一句话没有，为什么呀！当时想不清楚，后来慢慢才体会到他有多么复杂的内心活动无法言表。
第二天早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早点之后，到单位去了。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去上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北京电影制片厂一律分配到外地工作，指出的地点是新疆话剧团、东北鞍山市话剧团，任你选择。经过商量决定去东北，因为我们来自东北，对东北熟悉，也认为东北人朴实些，好处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鞍山市话剧团团长在北京争取他去，主动找他谈，并允诺他，只要表现好可以重新入党。他听到后像孩子似得回家告诉我这个允诺，并对我讲：“决定了，去东北，你等着，我不会永远被关在党的门外的……”我没有他那么兴奋，我也不相信有那么简单。当时有种说法是“右派不能重新入党”的，但我不忍心在他伤口上再撒盐了，我只违心地说：“努力吧！”心里想：“简单得像个孩子。”当时我感到他对党的追随和信仰是那么的忠实啊！真是“一臣不保二主”！
多年来，我们经济情况比较紧张，他去北大荒的几年中，我节衣缩食地余下了一点钱，为他买了一件呢子大衣，祝贺他新生，其实里边的棉袄还是我亲手拆洗缝制的！向来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要求的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记得四口人之家难得地短暂相聚之后又要分开了，我带着两个几年没见到过爸爸的儿子，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积蓄吃了一顿送别饭之后，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儿子们，咱在天安门毛主席像前留个影吧！”孩子们雀跃地站在他前边，留下了难得的一张合影。
在我们拍照时，正巧被导演史大千（史东山之子）看到了，后来我见到史大千导演时，他对我说：“我看到你们全家人在天安门拍照时，就看得出张莹精神状况特别好，没被压倒，是好样的。”不久当他借回北影厂拍《小兵张嘎》后，史导演请他拍了影片《青年鲁班》中的党委书记一角。当时，选摘帽右派演党委书记也是有风险的，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史导演为此事曾遭到了批判。
他到了鞍山市话剧团后，心情非常好，领导上很重视，让他担任了艺委会主任及导演组负责人，并参与演戏，基本上是参加话剧团领导工作，在剧团的剧目选择、排练、演出及用人等大事情上都有发言权，他确实工作得很出色。当年排出大戏，巡回演出，影响很大。市文化局及团长都希望他安心工作，扎根鞍山。为了留住他，就极力动员我全家迁往，剧团曾来人到北京与学院领导商谈调我的工作，并答应很多优惠条件。因当时建院之后，我刚刚在教学工作方面有了些经验，并能独立工作了，学院也很需要我这样年轻人顶上去。但又认为张莹调回北京无望，年轻夫妻，因此长期分居又不符合干部政策，因此，也表示同意放我，而我自己决心不去，张莹这个人向来不愿因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去“随军”。于是我们决定为了我们各自的工作，愿意分居两地。我们找到了老院长说明了彼此的想法，老院长非常高兴地表扬了我们能以工作为重的思想，并决定通知人事部门回绝了鞍山市话剧团的商调意见。从此，我们互相鼓励，克服困难，各自把工作做好，准备长期分居两地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二儿子得肝炎，他回来探亲并照顾孩子，正巧北京电影制片厂崔嵬导演正在筹拍《小兵张嘎》，便选定他演罗金保。先商定借调他回来拍戏；在拍戏过程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剧团团长于洋等同志的关心下，申请调回北影。在当时，他们的工作调动需要彭真市长亲自批示才能注册户口调回北京，因此，过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没户口、没粮票、没有油票等等的“黑人”生活。
调回北京的过程中，他已在北影厂拍了《红河激浪》、《小兵张嘎》、《红色背篓》，《青年鲁班》及舞台戏《兵临城下》，《分家》，《哥仨红》等等，这是他停息8年的银幕生活后短短艺术生涯的第二高峰；只给了他二年多时间就拍了四部电影，三台话剧。本想这是反右之后回到北影，重新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开始，而当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再创业绩时，那场杀气腾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们俩正分别在“文化工作队”和“四清工作队”演出和进行社会调查。
我一下火车就被揪当“黑帮分子”批斗。过两天他回北京了，第二天就同厂里“走资派”、“黑线人物”、“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齐被斗。
回到家里，他一直不解地讲，“我摘帽了，为什么还斗我？这是怎么了？斗的人也太多了吧！”我们带着不解的心情过着日子……文革开始我们都被斗了，他进了牛棚，我整天开会，这时学校停课，孩子们跟着大人东奔西跑，无所事事。有一天大儿子在楼下看到一个亚娃娃（别人家扔的），他看到头上眼睛会动，他有兴趣，把头上的缝打开想看个究竟，被一位工人家属看到抓住不放，说：“你这反革命的儿子想劈开人头报复造反派呀！”孩子不服气和他争论说：“谁是反革命的儿子？我看这娃娃眼睛是怎么装的，这不是人头……”我看到这架势，真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替儿子道歉之后，回到家中说儿子，儿子也不服，其实我并不认为儿子有错，对他的好奇心是理解的。为了避免再出事，我决定送儿子到乡下去，放在亲戚家，避避风吧。于是把大儿子送到我老家农村，请一位远方亲戚照顾，远离这是非之地。
我们俩都顾不上关照孩子，孩子在农村过了近两个月，生了一身脓疮。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回来，又没人接，13岁的孩子只身回来的。一进门，我们都要哭出来了！我看到张莹给孩子抹身上的脓疮，一句话也不说，眼中浸着眼泪，但还强笑着，说不清当时在想什么。后来看到他日记中记着这样的话：“大耕（儿子）去了农村50多天，这次回到北京已经变了，或者说长大了……他在农村参加了劳动体会到农民不易……大耕娇气的毛病减少了，生了一身疮都不叫苦，看到他血水浸透着衣服，我作为父亲深感难过而内疚，我保护不了儿子，我算什么父亲……看到孩子坚强地挺过来，我也高兴，不知他未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有一条：他必须坚强地面对。”
为了求得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与内容，求得不掉队，就不停地看大字报，不停地想啊……真希望能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没有，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那些无法无天的做法，就是“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吗？面对眼前的混乱，我产生困惑，陷入了迷惘。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我们往何处去？”的内心诘难。为了寻找答案，决定走出去，到上海去串联。但是张莹在牛棚，两个孩子还小，无人照顾，怎么办？晚上我对他说了想法，但他回答是肯定的：“你去吧，干革命嘛！”我很单纯地没有多想，第二天和几个老师偷偷地到了车站，上了车才放心。因为当时是不允许老师串联，老师已成为革命的对象。不久前我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他对我串联是十分担心的，他写道：“全天劳动回来，虽然累但很愉快，比整天坐在房里学习和交代问题愉快。晚上慧颖对我讲他要出去串联，听了为她高兴，可以出去看看，听听，但也十分担心，因为有我这个‘蹲牛棚’的丈夫会受到群众的压力，她为了我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我内疚。另外孩子怎么办？无人照顾。我一夜没睡好，思前想后，都是我给家庭带来不幸啊”。我带着疑惑冒着风险到上海去串联。把两个不大的小孩扔给他了，他白天在牛棚（牛棚：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专政的对象所开办的学习班），晚上回家。一天，当他晚上看完大字报回来后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抢救。我闻讯回来后在医院见到他时，我后怕、自责，悔不该一走把重担交给他，让十几岁的孩子送他进医院抢救，医生找家属签字，孩子不得不歪歪扭扭地在病危单上签字，这对孩子是多么大的负担呀！至今一回想此事我都很后悔。
当时在医院里，最怕的就是同志们来看望他，因为来看他的人不可能是掌权的造反派，都是些牛棚的难友。很多人见到我只能偷偷的问病情，我都一一回答并叮嘱不要去探视（因为在当时站不稳立场排不好队就是划不清界限，抓住小辫子就要挨批、挨整，全家受到牵连）。
有一天，杨静同志突然出现在病房，而且情绪很激动，我们担心极了，不断地催她离去，我送她走出病房长廊上，生怕碰上厂里的人，没送到门口，我就匆匆返回，感觉很不礼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没有机会解释原因。其实我们实在不敢再给同志们添麻烦了，当时给“牛棚”的人扣上个划不清界限的帽子是很容易的。在家养病时，各地的同志们来京看望他，他基本上不见。鞍山市话剧团一位非常好的女演员，曾经同台演出，合作非常融洽，来京见到他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原来她是被剃光了头跑到北京的。张莹见此情景也非常难过和气愤，但也只好违心地劝她，“相信群众相信党吧，正确对待……”等等。十分担心被人知道她是看望“右派”，认为立场有问题，草草送她上路了。她走后张莹不断地叨叨“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了？！”
经年累月的种种政治运动使我们感到无力应对了，我们也消沉了，什么事业啊，前途啊，都抛在脑后，只打算过小日子了。想文化大革命之后申请到农村去，求个平静的生活。多年来希望有个女儿，但考虑工作放弃了这个愿望，此时想再要个女儿，不幸的是，我怀孕五个月时发现他患了癌症。
开始一直瞒着他本人，我四处奔走找专家治疗时，他批评我太过份小心了，他说：“胃病开刀会好的，用不着那么小心……。”其实他哪里知道，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专家，靠边站的靠边站，扫地的扫地，真正能上手术台的人太少了。记得我拿着病历到协和医院外科找知名专家曾宪九时，问谁谁也不肯告诉我。有一位护士听了我的诉说，偷偷地指给了我方向，我过去见一位老人背向我在拖地板。当我走过去说明情况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看了病历，给我订了治疗方案，而且建议我到XXX医院找他的学生XXX。我担心给他添麻烦，感谢后匆匆离开。回来的一路上我的心绪不能平静，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拿手术刀的手去拿笤帚呢？……”当我把情况告知张莹后，他激动地久久不能说话，眼泪都快涌出来了。
最后要到肿瘤医院治疗，不可能再瞒了只好告诉他，他却说“没事，周总理说了，几年后可以找到治疗方法，我等着……”他对医学知识知道的甚少，不了解这种病的后果。在医院的治疗中以高度的毅力忍受着化疗的痛苦，每天记录自己体重和白血球的指标，为了增强信心读“门合”的资料，这样鼓励自己也鼓励病友，写诗给病友朗诵，在病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我不能拍电影还可以朗诵呢。这也可以鼓励病友同疾病斗争。”
住院期间，他为了鼓励病友，利用化疗空隙写些小诗和散文，并找机会给病友朗诵，病友们对他都很喜欢。不久就有人传说他是右派分子，病友中有人议论，当他知晓后，笑着说：“那是过去，现在我朗诵的是鼓励病友的诗。”没想到，病友们并未受影响，仍然和他热情友好的相处。护士长夸他室友凝聚力的病号。最近我才知道当时这个医院的负责人是李克农将军的女儿李冰同志，是一位抗癌专家。她千方百计的保护住院的知名人士，如：著名的中医教育家秦伯未、傅东凡，神经外科专家赵以成，放射治疗家谢志光，画家董希文，演员张莹……。曾一再叮咛医护人员，对这些人要和其他的病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他们在这儿时都得到了较好的照顾。
到后期，他很想回家。回来后坐在小女儿（几个月）旁边，看着不讲话，摸摸小手，拉拉被子，有时也抱抱她，这些无言的动作，几十年后我还记忆犹新。为了让他多看几眼女儿，我曾抱着几个月的女儿，换三次公交车去医院看望。他却拒绝看，把被子盖上脸，他不让我看见他的眼泪，但我明白他已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大儿子离开家要去陕西插队，到病床旁告别，他不说话，等儿子转身走出时，他又一次把被子盖在头上，他知道这将是绝别了！
二儿子（14岁）夜里陪他，他忍着剧疼，舍不得叫醒儿子去叫护士打针。
最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叫大儿子（16岁）回来。大儿子回来后，父子见面的第三天清晨他就走了。走之前他说：“这就好，晚上有儿子陪我了。”走的前一天，叫大儿子买盒好烟想抽一口，昏迷中要吃宽面条（他不吃细面条，儿时的习惯），买回来根本吃不下了，这一点愿望都未能实现，他就走了……
病重期间郭家义来看他，他还对郭讲：“我是上不了台了，但我在台下看总是可以的，年轻人好好干吧！我等着看你的新作品。”这是他对年轻人一贯的态度，他认识的年轻演员或是我的学生，总是爱护的态度，主动传授演戏经验，或为他们创造条件。他常常讲演员是要被别人发现的，使用出来才会成好演员。他经常把一些演员推荐给导演。
最后的日子里，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时急躁，但对家人总是表现歉意。在一次换床单时我扶他移动身体，他突然对我说：“慧颖，这种病没有办法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吧！把他们带大、成才……”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说什么呢？”我真后悔，不应该打断他的话，让他多说几句，没想到那么快他就没有机会说了，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遗言。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而努力。想以此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真的我没想到他那么快离开我。当他暗示我说：“慧颖，你为我买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吧（他最喜欢的颜色），把裤料做了吧（我们买过两块料子，一直未做），春天来了，我能出去走走时可以穿。”我每天是从家到医院两点一线，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商店，所以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当他几次催我时，我才无奈地办了，他看到衣服很高兴。并说：“把我的旧军装上衣给我拿来吧！”没过多久，他穿着它走了……这时我才明白他是有目的地要衣服。我真傻、我真笨，好后悔呀！把多说几句遗言的机会没给他，让他带着满腹心思走了！当我和儿子坐在灵车送他时我在想，他走了，静静地走了。走之前没有给这个世界上亲人、朋友、同志们留下一句告别的话……当儿子夜里三点醒来想问他是否要打止疼针时他已不省人事停止了呼吸。孩子慌了叫护士大夫，他们来后经检查盖上了白单子。儿子六神无主，只是想到妈妈，转头往家里奔（要转几次公交车），到家时我正在给小女儿喂奶，儿子说明情况后全家三代人都看着我，我立即想起他的嘱托（一个人过，把孩子带大等等），我要顶起来这一切的困难。我没有眼泪，放下女儿拉起小儿子带上大儿子直奔医院。一进病房，人走床空，病友们难过的告诉我：“推走了！”我一眼看到他要的军装，这是他一直想穿的，我抓起衣服直奔太平间，好像很怕他走远了我追不上，不能让他穿着病号服走了；到了太平间我执意要亲手给他换上这套衣服，但是我抬不动他，儿子们太小帮不上忙，顿时我感到无助。因为他是摘帽右派，是“牛棚”的罪人，我不敢通知任何人，不能给任何人增添麻烦。我不由自主地对他说：“张莹你怎么这么重呢？你帮我穿上吧。”我不慎在放他头时碰了一下，还很怕他疼急忙给他揉了揉。当时不接受他的死亡，不相信他已是不会交流的人了。就这样，我和两个儿子送他去了火葬场。
在车上没有声音没有眼泪，两个不大的孩子，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和婆母坐在灯下谈家常时，她那如数家珍的一些话。她告诉我：他的父母由山东逃荒到东北，沿途卖儿鬻女，生父病故母亲招夫养子嫁给生父的生前好友。我心中默念着：你生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旧社会，跟着流落街头的7口之家，象一片树叶随风飘荡，童年跟继父做小工，拾煤渣，从来没有穿过一双完整的棉鞋，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着。你只读过两年私塾，为了交学费跑剧团当群众演员。你受日本人欺负跑到关内，边上学边找工作，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之后回东北家乡。日本投降了，你参军了，从此找到了光明之路。战争年代你和家人失去联系，你没有因为家中年迈的父母生活困难影响去前方战斗。你是明白军人的职责，你的老娘一直记得你把仅有的一点津贴给她就回部队了。在军队中你得过奖，立过功，被评过一等模范。本以随军进关时，党的一道命令调到大后方的山沟里投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让你做一个普通演员，你的回答是：“放哪就在哪干好，因为我是党员。”你实现了你的诺言。多年来你在演员岗位上干出了显著的成绩。你受过旧社会的苦，尝过解放后的甜。有过辉煌，有过不幸，也有过贡献。今天就让你这么走了，身边只有妻儿，没有你想念的同志朋友知己们，他们也想你单不可能送你。你原谅我吧！我不能告诉他们。张莹，咱不能给同志们增添麻烦了。我知道，你放不下一个愿望“重新入党”。你最大的不幸是生命太短了，才45个春秋。……
他是有才华的，可以做出更多有益的事情来，可以再创造出几个或十几个人物形象，但“命运之神”没有给他时间。只要给他时间，他会来不及回忆过去的痛苦，坚强地从压抑、郁闷中自我解脱，迅速地投入到创作中来。如《六号门》中折刀动作、《董存瑞》中递手绢的动作、《小兵张嘎》中小嘎子被关禁闭求情时，罗金保批评又疼爱的摸了摸嘎子的头之后大笑使嘎子不知所措；罗金保和嘎子第一次相遇，从敌对到相认，带他到队伍的长镜头。卖西瓜摊上对胖翻译的动作，以上这几场戏中的动作、语言，体现了在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典型动作。演员有体验地体现了真实、可信、动人的规定情景，鲜明、精彩地表现了此时、此地、此人的行为。我常想，他好像从石头缝中拱出来就会发芽、开花，善于吸收大石头下边的营养。
1979年，在他去世10周年之际，党落实政策。我当时带着学生在成都拍片子，接到电报叫我回北京参加追悼会。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面，回想这10年的时光，他走后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经济上负担5口之家。生活上的困难我不怕，因为我们并不是追求奢侈的人。而对儿女的教育安置等就常常想到他，比如又一次大儿子在插队处碰到麻烦我在夜里突然醒来，就找他拿主意；小女儿夜里高烧，我抱起来要去医院也想要他帮忙；小儿子又一次和别人打架了我回来批评他时，突然冒出一句：“等你爸爸回来……”话未说完自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了！
到京后追悼会开的很隆重，各级领导、亲朋、同志们都参加了追悼会，书记致悼词，各电影厂发来唁电。
这一切都应当感谢党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的措施。
他的一生，对艺术、对生活是坦诚的，对人、对事表里如一，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他是勤奋的、好学、有追求。只要他认定了的就会潜心地去努力，一生中好像只有六年的时间允许他拍戏，他拍了12部，而且三次获奖，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坚强的，虽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挫折、委屈，他从不低头，勇于面对现实，从一线光明中看到希望，极少埋怨客观、怨天尤人。
如今旧事重提，溯昔抚今，真是百感交集。
我常常怀念他，“此情要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18515_邻友LbG
2019-08-17 10:48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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