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北京青年报

记者：张蕊 朱健勇



陶勇受伤前工作照


4月13日，被患者砍伤84天后，陶勇终于出院了。

陶勇是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1月20日，他在出门诊时，被诊治过的患者崔某砍伤，造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

过去三个月，是陶勇人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阶段。当他在抢救室醒来，得知行凶者身份时他感到很惊讶，“想不通是为什么？”

曾经的病人和家属陪伴陶勇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刻，很多病人第一时间发来了关心的微信，一位病人家属甚至说，要将自己的手捐给他。“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灾难和坎坷，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雨露和支持，我很感恩”，陶勇说，自己不会消极地面对以后的人生。

刚出院的陶勇精神状态不错，他头发短短的，受伤的左手要24小时戴着复健支具，这只手目前还没有知觉，不能自主活动，生活上还有很多不便。这是陶勇出院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袒露受伤后的心路历程。

采访时，陶勇的右手一直在拉伸支具，随时随地辅助左手进行康复训练，三个月的黄金康复期已过，陶勇很清楚，“左手很难恢复到原来那样”。

陶勇至今没有等到崔某的一句“对不起”。从法律角度来说，陶勇要求严惩凶手，“不把自己埋在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谅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陶勇的左手需要24小时佩戴复健支具，至今没有知觉




“想重回手术台，目前情况并不乐观”

记者：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恢复的情况？大家都很期望您能重回手术台。

陶勇：我的手在被动状态的时候还算柔软，如果拿右手去掰左手，是可以掰开的，可以说关节的僵硬程度改变了不少，一开始左手就像“鸡爪子”一样，硬邦邦的。

但是目前来说，主动的运动状态下还是不太行，左手几乎没有任何知觉。

是否能重回手术台，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因为当时左手的神经两处被砍断，重新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比较麻烦的是，我现在正常生活非常不方便，比如自己没办法穿衣服，没办法拧毛巾洗脸，因为这些事情靠一只手是没办法完成的。在医院的时候有护工来帮忙做这些事情，回家之后只能家人帮忙了。

记者：您曾经说，这段时间，是您人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候。从医生变成了患者，您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

陶勇：我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喜欢往好处想。之前我出诊看病人的时候，也会尽量引导病人往好的方面去想。

我觉得在面对疾病和伤痛的时候，一定要有好心态。我当大夫这么多年，劝别人劝了无数次，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或许是劝别人把自己的内心也劝强大了。

事情既然发生了，就乐观面对吧。反正手术成功了，神经肌肉血管都接上了，最终能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今后做不了手术也没关系，伤的是左手，我的右手还可以，还能拿筷子吃饭，还能够做很多事情。

记者：在这段时间里，最煎熬的是什么阶段？会有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吗？

陶勇：应该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那几天是最难受的，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当时还伴有脑水肿、脑出血的症状，每天要输很多液体，手上，胳膊上，来回扎针。

这一个星期是肉体上最痛苦的时候，痛苦到顾不上心里的想法。每天在病床上翻来覆去，头也疼，身体也不舒服，手上还打着石膏，左手又没有知觉，哪里都难受。

无法忍受的时候倒没有，一般情况下还是忍一忍就能过去。一个星期之后，脑水肿下去了，脑部出血也被吸收了，慢慢好受些。



“他说把自己的手捐给我”


记者：在您清醒过来后，您曾经口述一首诗——《心中的梦》，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赚钱养家。这是否是您对于未来的规划？或者是您情绪的一种宣泄？

陶勇：在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天天想着受伤这件事，也没有整天担心最终我能恢复成什么样，说实话，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没受伤之前的事情。

原来我治好的那些失明儿童，在我受伤后，他们的家长都通过微信向我表达了关心。这些盲童，包括他们的家长，我们都交往了多年，有家长给我发微信说，要把他的手捐给我。

还有一些人给我转钱，其实他们的经济条件特别差，100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钱我肯定不要，但我真的很感动。

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把青春全都放在了眼科事业上。他们的举动让我觉得值得，他们把我当成家人，所以我也在想自己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后不能做手术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演，让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人得病其实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会属性，如果未来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工作，有生活来源，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就是说，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一些东西。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这群儿童，有没有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孩子？

陶勇：有一个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盲童，他叫天赐。

2003年，他不到三岁，当时眼睛长了恶性肿瘤，到我原来工作的北大人民医院治疗，摘除了一只眼睛。后来另一只眼睛也发现有恶性肿瘤，我们制定了各种治疗方案，尽量保住他的眼睛。我们也一直在尽量给他家省钱，大家还自发地给他压岁钱，给他买奶粉等。

过去十几年了，这名盲童的家长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得知我受伤，他从微信上给我转来1000块钱。他们家庭不富裕，这1000元可能就是他两个月的生活费，我没有收。

在我看来，很多真挚的感情，跟钱无关，它就是一种表达。我觉得在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已经把我当成他们生命中的一份子。当初医护人员没有因为他家境贫穷而放弃治疗，也没有歧视他，现在这个孩子很阳光，

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灾难和坎坷，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恩。

记者：按照时间来看，2003年您应该刚成为一名医生，遇到这个孩子是否对您的从医之路有影响？

陶勇：我经常说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从患者身上能学到很多人性的坚强，所以尽管这个疾病是慢性病且折磨人，但从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鼓舞。



左手受伤后，陶勇的生活出现很多不便之处




“不把自己埋在仇恨里，
不代表可以宽容他”

记者：关于您受伤的事情，您现在是否能够平静地回忆这件事情？当时您正在做什么？

陶勇：很恐怖，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因为确实差一点点，我就“命丧黄泉”了。但是这么多天过去，我已经能够正视这件事了。

当天是我出门诊，正在给病人看病。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比较专心，因为来找我的都是那种病情比较复杂的疑难病人，所以每次我的注意力都会高度集中。

现在回想，我当时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个人偷偷走到了我的身后，但我没想太多，也没在意，更不用说提高警惕了。突然，我感觉我的头被砸了一下，我下意识用左手去挡了一下，然后赶紧往楼下跑，之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了。

记者：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是这种情况，对吗？

陶勇：对，医院病人多的时候，就医秩序有时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你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也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想要干什么。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行凶者是他的？

陶勇：两天后才知道他是凶手，我很惊讶，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手术没做坏，眼睛也保住了。我有时会感慨世事无常，如果当初没有尽心尽力替他保住眼睛，保住视力，他不也就没视力来杀我了吗？

记者：您印象当中的崔某是什么样的人？

陶勇：他比较内向，没什么话说。就是你和他说手术成功了，他也很漠然，没有任何话，没有表情，也没有什么回应。

我记得，手术之后，第二天复查完，他问“能完全恢复正常吗？”我说情况这么严重，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保住眼睛，也能保住一定的视力。当时他已经在我们科别的大夫那边，治疗了一年，做过两三次手术了。我们当时知道他是怀柔的农民，考虑到这个情况，别的大夫带他过来找我复查的时候，也没让他挂号，也没收费，打激光也没收钱。

即使如此，他见到我之后也还是没有一句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好像没什么话的人。

记者：您在给他做手术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好像也不是太好。当时是什么情况？

陶勇：三年前，我的腰受伤做过手术，当时打了钉子，后来钉子取出来了。我坐久了，其实很难受，但他眼睛的情况特别复杂，我觉得来找我的病人，大多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的，所以我轻易不会放弃。他的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功了。

记者：崔某和他的家人后来给您道过歉吗？

陶勇：没有，他没有，他的家人也没有，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来给我道歉。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我听同事说，最初他看病的时候，还有人陪，后来也没人陪他了。

记者：如果再见到崔某，你会对他说什么？

陶勇：作为一名医生，如果真的有机会见到他，我会让他看一下我腰上的伤，然后告诉他，我们在救治他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包括我个人的努力，包括我们帮他减少费用等，至于能不能感动他，那是我无法把握的。

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害他，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毕竟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但从法律层面来说，我要求严惩凶手，我也相信法律绝不会纵容这种犯罪行为。我不把自己埋在仇恨之中，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可以谅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陶勇受伤前工作照，因为左手被砍伤，他可能无法回到手术台继续工作




“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金刚护法”

记者：和您聊天时，感觉您的性格还是蛮豁达的，这和您经历的事情和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陶勇：我觉得这跟几点因素有关系。有一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励志或者正能量的作品。例如北大学者季羡林教授，他就有本书叫《牛棚杂忆》，讲诉了他自己的苦难史，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季羡林教授，我能挺过那段日子吗？

我是从江西省南城县建昌镇出来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接受信息少，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和偏执。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宽容度和理解力没有现在好。我在北京上学生活工作，又去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行万里路，对提升一个人的包容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世界是多样性的。

当然和原生家庭的环境也有关。这次受伤，我爸为了鼓励我，给我讲了一件他小时候的事情。有一次，他去砍柴，不小心伤到了小腿，当时骨头都露了出来，周围没有能帮助他的人和东西，于是他自己就简单包扎一下，忍着疼，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了家。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跟我爸小时候比，我是不是还好点？我在医院受了伤，马上有人抢救，不像我爸，是自己一个人走30里路回的家。所以说，家人的坚强和鼓励，也是让我更加乐观、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受伤之后，爸爸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在医院设立安检。3月26号，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里面特别提到了医院要建立安检制度，并明确了医生回避原则，对此，您怎么看？

陶勇：我觉得安检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至于后面要怎么去改善医患关系，确实需要长期的过程。

现在有少部分患者，会利用医院息事宁人的心态，把投诉和医患纠纷当成牟利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将这种破坏规则并谋取利益行为，记录在他们的档案上，在他们的信用评分中也能够得到体现，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再去破坏规则。

社会环境好了，就医环境也会好。比如医院里，如果高声嚷嚷就能插队，剩下没有一个人会好好排队，因为谁嚷嚷的声音大谁得利益。如果有相关评价体系，那就意味着，他出了医院的门，就有人知道他是谁。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眼下亟待解决就是减少恶性伤医事件发生，安检的确是目前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看到伤医是会受到严惩的，才可能会起到震慑作用，否则整个医疗秩序会更混乱。

对于医生来说，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金刚护法。如果我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去帮助病人。

记者：您有过放弃医生这份职业的想法吗？或者说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工作？

陶勇：完全离开公立医院的想法没有过。我觉得在现有医疗投入不够的情况下，医生护士的待遇普遍偏低，所以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多点执业，像我们就可以“两条腿”走路。能去私立医院为一些人服务，收入也主要在这一部分体现，在公立医院更多的就是奉献，不为挣钱，我觉得这是合理和平衡的。

记者：医疗界里有句著名的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但是作为患者，每一次就医，基本上都会希望自己以最快速度痊愈。你作为一名医生怎么理解这句话，当角色发生改变，你作为患者时，又是怎么理解的？

陶勇：在这个事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医疗本身确实具备着不可预知性，这点我认为跟上学很像，就像老师没法保证你的孩子能上什么大学，因为中间的可变因素太多。

但是涉及了钱，病人就容易把这个事看成一个商品，他花了很多钱，所以就扭不过这个弯。我觉得可以让真正的良心企业、一些好的民营医院作为公立医疗的补充，大夫可以出私家门诊，这样也能达到一个平衡。

记者：家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如果有一天孩子问起发生在您身上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和他说？

陶勇：家人对我还是鼓励和安慰居多。至于孩子，现在才二年级，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概念，家里人只告诉他爸爸生病住院了，他也没有想太多。

如果他问我这件事情，那要看他当时的年龄，如果成年了，那就正常说。我觉得这个社会既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善恶都在人心之中，就看你怎么去引导。对于孩子来说，我会告诉他，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单纯美好，但也不是那么的邪恶。